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1997年2月，邓小平病危。这一次，境外的媒体没有谁说什么。
邓小平是在1989年9月4日提出他的辞职要求的。辞职信写给党中央政治局。但是，直到11月9日全体中央委员同意了他的辞职之后，他才算是退休了。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这一天是可以留下一页的。党的领袖的“终身制”在这一天被瓦解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从这一天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历程。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时，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不过，我们从现有种种记录来看，至少在那个时候，邓小平已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幕后的是非恩怨。
用他自己的话说，“退就是真退”，他从今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亦不再插手中国大政。当日诸如《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报纸，全都大张旗鼓地说邓小平“告别政治生涯”。如果不是他的本意，旁人是不敢这样说的。“你们有事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他对中南海里新一代领导人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之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相信他已完成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回到家里，对家人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
1997年2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益迫近终点：邓小平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每天上午10点，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的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三○一医院)不过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十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朱镕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可是在三○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十二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
他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黄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可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