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一起震惊中外的所谓“故宫盗宝案”，在古都北平被炒得沸沸扬扬。1948年至1949年间，当时负责故宫博物院常务工作的秘书吴瀛详细记载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写下《神武门魅影录》书稿。吴瀛之子、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将其父遗作曾经以《故宫盗宝案真相》之名，经删节后推出。近日，吴瀛之孙、吴祖光新凤霞之子、书画家吴欢重新修订后，此书稿由华艺出版社再次推出。吴欢在接受采访时直言，“故宫盗宝案”其实是子虚乌有。
轰动一时的民国大案
据吴欢介绍，1948年10月4日，时任故宫博物院常务秘书的吴瀛开始书写《神武门魅影录》，追溯十多年前的一桩埋藏在他心中的故事。“这个故事向上追溯，关系5000年以上，下垂可以到世界不曾毁灭的时期。”这就是1933年震惊中外、被称为民国第一奇案的所谓“故宫盗宝案”。原告、被告双方皆为重量级人物——被告方，一位是早年曾为毛泽东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时的老师、后任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的易培基，另一位是易培基的女婿、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史学家李宗侗。而原告方则为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继及其夫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崔振华。此外，民国大批军政要员、学界名流，都从不同角度卷入此案。
是周总理保护了书稿
吴瀛辞世20余年后，《神武门魅影录》被吴祖光以《故宫盗宝案真相》之名，经删节后出版。吴瀛之孙吴欢对该书进行了修订，此次推出了全本。“这部书稿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尘埋，历经我家三代人的磨难，几乎在世界上敛迹销声。”今年已55岁的吴欢，在新书发布之际回顾吴家百年的传奇经历，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吴欢说，吴家跟国共两党渊源深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避嫌疑，他家对于家族旧事都明令缄口，大人不谈，小孩不问。“文革”时期，家里被抄，造反派发现了这部书稿，且看到书稿里全是民国著名人物，蒋介石、汪精卫也名列其中，家人顿时都成了反革命，“我当年12岁也未能幸免。后来，幸亏是在周总理的保护下，书稿才幸免于难。”
 “盗宝案”祸起抢官之争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故宫博物院人事任命，易培基被任命为院长，张继为副院长。后易培基因病未到任，按理应由副院长张继主持工作，但易培基却认为张继神经质，还听任太太崔振华支配，不宜主持故宫工作。于是他派女婿、李石曾的侄儿李宗侗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主管博物院日常工作。张继夫妇对易培基满腹怨尤，由此埋下“故宫盗宝案”祸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准备南迁。张继等主张迁西安，被宋子文否决，张继认为是易培基、李宗侗联合宋子文否定西迁方案，更加深了对两人的愤恨，决计伺机报复。崔振华、张继联手控告易培基伙同女婿盗宝。吴瀛本来置身所谓“盗宝案”事外，后因截留举告方密谋的电报，也被以“妨碍秘密罪”起诉，并列为被告。吴欢认为，所谓“故宫盗宝案”实际上是一场抢官之争。
绵延十余年不了了之
吴祖光去世后，吴欢回到了家乡常州。常州至今沿袭着续写家谱的风气，在一批专家的帮助下，吴欢理出了头绪。“‘故宫盗宝案’其实是子虚乌有。”吴欢认为，“故宫盗宝案”复杂的政治层面中又加上了更复杂的所谓“通共”隐形罪状，使得被告方处于下风。易培基和吴瀛两人早年就与李大钊、毛泽东有过交往。重庆谈判时，吴祖光首发了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这对国民党而言当然是闯下了滔天大祸，蒋介石即刻下令追查，吴瀛在周恩来安排下脱离国民党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回到上海躲避。吴祖光也在周恩来安排下躲避追杀，去了香港开创电影文化事业。故宫盗宝疑案更无转机。直到1947年年底张继病亡，崔振华顿失依靠，转而放下身段，让法院不经公审，于1948年宣布“援大赦，案免诉”。此一绵延十余年之久的“故宫盗宝案”不了了之。